安大，我的母校我的家

夏传寿

        仿佛已经十分遥远，仿佛一切就在眼前……

        我1964年考取安大，1968年毕业后，当了一辈子的中学语文教师，其间记不得多少次布置过一届届弟子写过“我的母校”这个永恒话题的作文，一直以为这样的文章很好写。可是没想到，这却让我犯难了。在安大的四年半时间，那是我人生中风华正茂的日子，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五十多年了，要说的话太多了，从哪儿写起呢？此时此刻，我像是驾驶一只小舟，在记忆的海洋中搜索，还是按照时间顺序，撷取几朵浪花吧－－

一、打着赤脚进考场

我出生在当涂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爸爸妈妈四十多岁才生下我，1964年我高中毕业时，他们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多病。尤其是母亲罹患癌症两年，生命垂危，正在死亡线上挣扎。高一高二两个学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边伺候母亲边看书复习。毕业考试前夕，才匆匆赶到学校。要拍毕业照了，我竟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记得拍照那天，在我们班上实习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孙老师看到我的衣服太破旧，就笑着说：“夏传寿，报考志愿表上的照片是给大学招生人员的第一印象，而且这些招生人员往往“以貌取人”的，你这英俊的小伙子穿这衣服拍照，太土里土气了，这怎么行？”于是他主动拿来他崭新的西装和雪白的衬衫给我换上，让我这个乡巴佬小子焕然一新，惊喜和羞涩得脸红扑扑的，拍出来的照片果然精神焕发，“不同凡‘相’”。

说出来现在的年青人难以置信，高考报名时，我竟然穷得连一元钱报名费一下子都拿不出来，多亏恰巧来看望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帮我解了燃眉之急。你知道那时的一元钱意味着多少吗？那时候的一元钱可几乎是我一个月伙食费的五分之一哦。因为我们住校生那时候一个月伙食费就五六元钱，我是全县两个高三班七十多人中唯一享受全额5元助学金的最贫困的学生，也就是说在校伙食费几乎全由国家包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报名那天，正好我小学时的一名老师来看望我，给我交了报名费，替我解了燃眉之急。

填报志愿时，出于对以省名命名的著名综合性大学的向往和对为学校亲笔题写校名的毛泽东主席的敬爱，我婉谢了中学老师让我填报中文系招生人数特多的合肥师范学院的建议，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填报了安徽大学。

盛夏之际，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皖南大学（即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参加高考。去时还是赤日炎炎，谁知三伏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到考试的那几天却一直是阴雨绵绵。我没有凉鞋、胶鞋，只穿去一双旧布鞋，要留了晚上洗脚后穿。白天只好打着赤脚进大学考场。书面考试时问题不大，大家都坐在教室里面答题，谁也顾不上谁，没人发现我光着脚。最难堪的是外语口试，当主考老师喊到我的名字时，我光着个脚丫子，跨进那神圣的殿堂，反差实在太大。不过，口试的效果，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到外语系，不知是否与赤脚有关——后来才知道，因为自己的语文考得更好些，而被录取到安徽大学中文系。母校去世后10天，我收到了安大录取通知书。那年，我18岁，母亲也只有61岁。

二、江南淮北一家亲

要开学了，我连从当涂到芜湖（五毛钱火车票），再从芜湖（裕溪口）转车到合肥（一元二角火车票）的路费都有困难。还是由地方政府和学校共同解决的。

到校后才知道，我们中文系64级那一届一共招收了两个班，连复学插班的在内一共64人，全体名单如下－－

许灶寿、滕红金、陈长虹、龚剑锋、孙世堂、赵传荣、仲伟泉、吴成相、

吕  松、周  田、王  浩、周  放、刘能耀、许厚今、罗太虎、徐德霖、

马诗斌、王正纲、高  晴、潘来贵、王静芳、张世礼、王元礼、樊泽胜、

             李美云、王毓才、刘正东、胡运胜、繆世尧、唐先田、李景江、张恺琴，

林治华、许时高、张应举、许正明、马建仁、潘胜兰、夏传寿、费满城、

曹达文、杨官连、吕树贵、唐昭诩、秦伟萌、王万荣、傅朝阳、谢圣麟、

孙殿华、徐成富、赵世龙、陈位超、刘传信、邹国柱、何宗军、刘在好、

牛进浩、夏富宏、杜富基、董守良、吴弼亚、顾炳荣、徐佩峰、朱长明。

我们男生住在202楼三楼靠西，一层楼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一边是洗脸刷牙和洗衣服的若干个水龙头，一边是大小便池。每个宿舍4张上下床住8个人。我们宿舍有阜阳的董守良、宿县的陈位超、合肥的许时高、寿县的朱长明、池州的徐成富、芜湖县的王万荣和邹国柱、当涂县的我。朱长明和我上下铺，董守良和陈位超上下铺，在我俩对面。

如果说学校是个大家庭，那么班级尤其是宿舍就是个小家。大家朝夕相处，不是一家亲如一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记得进校的第一个中秋节，我们几个室友各自自费买了两个小月饼，晚上带到校内的一个小山坡上，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个圆圈，把十来个不同口味的月饼放在带去的报纸上，一边品尝美味，一边欣赏明月，度过了一个温馨而美好的中秋之夜。

守良兄家里有女朋友，每当她来信时，室友们都当他面抢着拆开朗读，弄得他满面羞红-——但是从未发火。时高兄不知道为什么脑子有些问题，言谈举止不时地不正常，没事就翻阅着一本《新华字典》；可他聪明、记忆力特强，我们每当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他，他不但立马告诉你读音和义项，甚至还能说出这个字在哪一页。遗憾的是，时高兄早已作古，守良兄也已在去年辞世；据不完全统计，我们一个班32人中，已经走了7位，愿他们在天堂安息，有缘的话我们下辈子再同窗共读。

上大学期间，我享受着全年级最高的助学金13元和生活补助费2元。这就是说，政府不但将我的伙食费全包，而且每月还发给我2元零用费。寒冬腊月，学校还发给我部队同志捐献来的军用棉被棉衣以帮我御寒。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真正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培养我上大学的。

三、大庄小事趣味多

我们入学不久，正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如火如荼之时。我8月28日到安徽大学报到注册。9月份就开始学习有关文件，准备下乡投身运动之中。

1964年10月31日清晨，满载着我们中文系师生的大卡车伴随着青春的歌声在细雨寒风中，沿着合（肥）寿（县）公路向北驰去。颠簸大半天来到我们系“四清”工作队队部――寿县堰口区（现在是镇）窑口公社（现在是镇）。用了迟到的午餐后，系里的各年级各班级师生被分配到各个大队（行政村）或小队（村民组）。我与班上的萧县人谢圣麟、寿县人赵世龙两个大男生和蚌埠的一个女生潘胜兰被分到邓家大庄（老百姓就说“大庄”），从此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大庄“四清”工作和生活。

那两个男同学具体负责大庄生产队的“四清”工作，18岁的我年龄最小，就和这个女同学在队部工作。我们这个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安徽大学的老干部黎彦昌。说是老干部，那一年他也就55虚岁。不过他资格挺老的，他说他和长篇小说《红旗谱》作者梁斌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红旗谱》中的事他大多耳闻目睹甚至亲历过。大家都尊称他“黎老”。说起“黎老”，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因为那时候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儿子）就在寿县领导“四清”工作。我们窑口一带的老百姓听说他们这儿从省城来了个“黎老”，再加上他慈眉善眼的，一副大干部派头，都以为这个“黎老”就是李葆华同志。我就在队部当通讯员，经常跟随黎彦昌同志到他负责的各个自然村巡查，我们走到哪儿，就常常有老百姓盯着“黎老”看，有的还悄悄问我“他就是省委书记吧”。我说“不是”，他们还神秘地笑着说“你这小同志还很会保密哦”，弄得我和“黎老”哭笑不得。“黎老”有时候还和我调侃：“这种误传对咱俩安全不利哦！”我也笑着说：“是对您这个大领导安全不利，我一个小兵怕什么！”和蔼幽默的黎老虽已作古，但他传奇的经历和爽朗的笑声还在我心里留存。

那时候，我们挨家挨户吃“派饭”――这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下农村工作，基层干部分派各户农民轮流照管其饮食的一种形式。邓家大庄是个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东西长达两华里，有百余户人家。那年头，那农村，民风非常纯朴。尽管我们被摊派到哪家，交上的是有限的粮票和伙食费；尽管当时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常常主粮不够，瓜菜充饥，可许多天被摊派上一回，他们会倾其所有，想方设法给我们做上充足而又可口的饭菜。尽管我们工作队明文规定，不准在老百姓家吃荤菜，可他们还是偷偷地在硬要给我们预先盛好的饭粥下面放上鸡蛋或小咸鱼之类。我们不吃，他们还说小鱼等于咸菜，又是自家逮的；鸡蛋也不是荤菜（哈哈哈，难道老母鸡产下的、可以孵化小鸡的蛋还是素菜），又是自家老母鸡下的，不算违规。这样的派饭，吃了，我们不过意；不吃，老百姓生气。好在没吃多久，我们就自己赶集买菜、起火做饭了，这样才自由自在，心安理得。

我们白天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还在夜校教村民们学政治，学文化，唱歌、排节目……记得那时候有一首马玉涛首唱的名为《众手浇开幸福花》的歌特别出名，也特别适合教农民们唱。歌词前几句是这样的：千朵花呀万朵花，比不上那个公社幸啊福花，千年万代哎开不败，岁岁长来月月发，月月发……我在教唱这首歌时，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每当我教唱到“岁岁长来月月发”这一句时，低下大姑娘小伙子总是发出笑声。我十分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笑，谁知不问时，他们笑一下就算了；越问，他们却笑得越厉害了。有一天课间休息时，我硬是逼问他们为什么一唱到这儿就笑，一个胆子大些的和我们工作队员玩得比较熟悉的大辫子大眼睛名叫“小芳”的漂亮姑娘告诉我，他们笑的是“岁岁”两个字，他们这儿撒尿叫“尿尿”，浇了尿的花当然长得快开得时间长哦，所以大家一唱到这儿就忍不住笑。阿弥陀佛，原来如此！

我上大学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次从老家当涂到省城合肥，又到遥远的寿县大庄村，而且一下子生活好几个月，可想坏了失去老伴不久的老爸爸。为了聊补老爸思念唯一的爱子之苦，1965年3月的一个礼拜天，我专程到寿县城关的照相馆拍了张照片，还放大了两张3寸的。那时候小县城还没有彩色照相，照相师傅用人工的方式给放大的照片着了色，还在照片上方的空白处写上“在社教阵地 65.3.”的字样。过了一个礼拜，我又去了趟县城，取了照片，给老爸寄去一张放大着色的3寸照片，另一张寄给了我初高中的同窗好友、后来成为我终身伴侣的小华姑娘。

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这个当年的“小夏”已经成为“老夏”，当年的那个“小芳”怕也成为“老芳”了。只有无价的情义这幸福的花朵开在心田，千年万代永不败，岁岁长来月月发……

四、四次见到毛主席

    从寿县“四清阵地”回来，才有机会认识和接触到我们校、系里的师长；校长张行言、孙陶林，系主任马志嘉、书记李青，老师朱一清、徐文玉、方 铭、李焕仁、吕美生、潘孝琪、孙洪德、赵应铎等。遗憾的是刚刚学习一年，还没等我们认清系里的老师，“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了。我就在系里打了张介绍信去进行“革命大串联”了。

“文革”初期，毛主席前后接见红卫兵八次，共1300余万人。我这个“逍遥派”由于当时担任就安徽大学红卫兵驻京联络站编辑出版的《首都文革简报》的总编，长期驻京采编。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以多次见到毛主席。

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是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次是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是在1966年8月18日，那次我们外地的同学事前知道的不多，去的人较少。而且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式。

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先请毛主席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那天我和来之祖国各地的同学们早早来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一下午，我们都在等候。等候之余，我这个中文系的学生还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和笔记本，写下了自己在首都耳闻目睹的感受。

17点40分，在万众瞩目之中，毛主席和陪同接见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五辆敞篷吉普车来到红卫兵中间。我们激动万分地高喊着一个声音“毛主席，万岁！”

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和周恩来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然后在城楼上继续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第二次见到他老人家是1966年10月18日在东长安街上，这次是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那天是12时45分接见活动开始。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1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车开道、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我们这些排成50里长的巨龙似的150万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中接见注意事项的要求，在原地、原位有准备、有秩序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这次是我离他老人家最近，看得最清楚的一次。我站在路边第二排，前面只有一排排成人墙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毛主席一边频频地向车子两旁的我们挥手，一边不时地喊着“人民，万岁！”要不是事先宣布的铁的纪律，我也许还能挤上前和他老人家握握手的。

第三次见到他老人家是1966年11月26日在天安门广场，这次是毛主席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进入11月下旬，北京天气已经比较寒冷。上次（11月10日第7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有许多没有离京，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余万，当时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据说毛主席已经不打算再接见红卫兵了。周总理说：“天气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还是尽快想办法接见一次，让他们快点回去吧。你不见，他们不走啊。”于是主席同意了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天又冷，了不得，这是逼上梁山呀! ”

由于这次人数太多，天气寒冷，周总理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决定把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于是，11月25日、26日，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连续两天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据知情人士介绍，每一次接见完，主席的手和腿都肿得很厉害――和红卫兵热烈握手以及在敞篷吉普车上长时间站立所致。每一次接见完，红卫兵嗓子喊哑了，汗水流尽了，有的鞋被挤掉了，衣服也被撕破了，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很多年后回忆说：“如果我还有力气坚持下去，我会继续站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看毛主席，世上没有什么能比见到毛主席更具有吸引力的了。”

还有，每一次接见后，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还有手表、钢笔、钱票、衣帽等遗失的物品。所有的失物都被运送到天安门隔壁的中山公园里堆放着。那儿，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足可以举办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失物展览会了。

有一名红卫兵见到毛主席后回去还没觉得什么，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感觉脊背痛得很。到医务室一看，医生吓了一跳，说你是怎么受得这么重的伤？是不是让人打了？他自己也奇怪，没有呀！后来仔细一想，才明白，原来是他昨天集中精力看毛主席，后面的人激动得用拳头使劲捶打他的背造成的，可他自己竟一点也不知道。

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来到她所在的地方时，她正好上厕所去了，等她回来毛主席乘的车已经走过去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摔在地上。有一个年龄小的红卫兵，由于接见的前一天晚上激动得没有睡好，接见的那天起得又太早，等毛主席车队经过时正好睡着了，过后悔恨交加，大哭不止。

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现在的人也许不好理解。那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不一般，当时的天安门哨兵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他还常看见一些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就伫立在天安门城楼前，目不转睛地望着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久久舍不得离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距前三次见面35年之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迤南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遗容。

2001年4月，我去天津参加全国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年会。忙里偷闲，我特意连夜从天津赶往阔别35年的北京，想去了却两个夙愿：一是到天安门广场亲身感受一下升旗仪式的气氛，二是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全程看完了激动人心的升旗仪式，并在天安门前留影后，就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等候进去瞻仰的人排了很长的队，我随着人流缓缓向入口处移动。好不容易排到纪念堂正厅门前，我租了一大束鲜花捧着，虔诚地进入瞻仰大厅。大厅中心为汉白玉的毛主席坐像，正面白色大理石墙壁上镶嵌着镏金大字“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瞻仰厅正中是安放着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

我怀着崇敬和缅怀的心情，步履沉重地来到水晶棺前，含着满眶的热泪深情地向熟睡其中的一代伟人献上鲜花，并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只见毕生操劳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安详地躺在那儿休息，这回可是永远地休息了。由不得依依不舍的我稍长时间的停留，自己一边被后面的人流拥挤着向前离去，一边频频地回头张望…… 

想不到“文革”一闹就是十年。尽管我们1968届毕业生连一张毕业合影也没有留下（好在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还留有一张珍贵的合影），还推迟了半年毕业，但是我们还是蛮高兴的。记得得知就要分配的消息后，大家欢呼雀跃，兴奋地调侃：“十六年半寒窗苦，终于盼来四十三块五”“4350部队支左来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母校90华诞前夕，学校不但派老师专程来看望我这个已经毕业整整半个世纪的普通校友，还特意邀请我参加校庆盛典并上台主持和表演节目。

回首往事，心潮澎湃，放眼今朝，激情满怀。尽管在母校期间及其后来的岁月里，酸甜苦辣都曾经有过，但这就是生活，我无怨无悔。在母亲90年华诞到来之际，我由衷地感谢母校师长对我的教育培养，祝愿旧貌换新颜的母校砥砺前行，更上层楼，再创辉煌！祝福安大历届已故校友的后人们把先辈家风传承，家庭幸福安康！祝愿安大历届健在的校友们事业兴旺，身心健康！祝愿充满青春活力的学弟学妹们珍惜大学时代的美好时光，幸福茁壮地成长，早日成为时代的先锋、国家的栋梁！